“我們的國民主要靠基本養老保險，它的保障水平不是很高，其實是面臨著長壽風險，在這一點上，日本有比較深刻的教訓，但中國跟日本相比長壽風險更為嚴重。”

6月2日，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中國保險與養老金研究中心研究總監朱俊生在第五屆華夏時報保險科技峰會（線上）做保險業參與第三支柱養老比較優勢演講時如是說道。

在朱俊生看來，中國人口結構的變遷呈現三個特點：第一是老齡化，最嚴重的時候65歲以上人口的絕對數超過4.6億，相對數超過三分之一；第二是長壽化，預期壽命將超過82歲，很多人的百歲人生其實更加普遍；第三是少子化，從今年開始新生人口將會跌至一千萬以下，我們未來的贍養率（所謂的贍養率就是65歲以上的人口和15-64歲人口的比例關系）將由現在的1/5提升到1/2。

因此，居民家庭資產配置需要增加養老資產的配置，但是目前，中國的養老儲備不足。朱俊生表示，中美同樣是三個支柱，美國的三個支柱資產加起來除以美國的GDP是163.8，中國的相應口徑數據是9.7%，中國的養老儲備占GDP的比例僅僅相當于美國的1/16，低于絕大多數的OECD國家。

“我們主要是基本養老保險，二、三支柱沒有很好發展。但是基本養老保險的替代率差不多也就44%，很難期待未來有很大的提升，原因在于我們基本養老保險的財務收支壓力是比較大的。我們養老金制度從1997年開始改革，其實每年都有財政補貼，我們把歷年的財政補貼加起來就接近5萬億。如果考慮到未來的人口老齡化，我們未來30年養老金制度的贍養率會翻倍，也就是這個制度當中繳費的人和領取人的比例關系會發生逆轉。這就使得我們目前的當期結余很快會出現赤字并且不斷地擴大，累計結余也會用光，所以未來財務的可持續壓力非常大。”

在朱俊生看來，國民主要靠基本養老保險，它的保障水平也不是很高，所面臨長壽風險跟日本相比更為嚴重。這樣的判斷主要基于兩個原因：第一，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遠遠高于世界平均。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強制性的計劃生育，人口出生率是斷崖式下降，相應地我們人口老齡化的速度也就高于世界平均；第二，我們是未富先老。日本在1990年的時人口老齡化相當于今天的中國，但1990年時日本人均GDP就已經達到了2.5萬美元，那么中國是在2020年才第一次超過1萬美元，中國的未富先老使得長壽風險來的更加嚴重。

“一般的國民是如此，即便是收入比較高的群體其退休儲備也普遍存在比較大的缺口。根據國際經驗，一個國家的私人養老金越充足，這個國家的養老金制度其實可持續性越強，”在朱俊生看來，基于中國養老金可持續性的角度來講，發展私人養老金其實借鑒了國際養老金改革的經驗，去支持商業養老保險的發展。

在談及第三支柱養老保險發展時，朱俊生認為養老保險產品具備五方面的優勢：第一是它的期限比較長，適合做長期養老儲備，能夠把目前短期儲蓄占比非常高的家庭資產配置轉化為長期養老資產；第二是確定性的保障，保險安全、穩定、持續增長，預定利率可以提供確定性的保障，在當下這種不確定性增強的情況下，長期利率向下的情況下可以為客戶提供確定性的保障，而且是以復利的效應，在一個比較長的生命周期里面可以促進養老財富的積累；第三是養老保險產品的優勢就是它可以通過多賬戶的產品組合滿足客戶不同的風險偏好；第四是保險行業的優勢就是可以把個人養老金通過年金化的領取來分散個體的長壽風險的不確定性；第五是保險行業過去在養老服務方面至少探索了15年以上，養老保險越來越多的跟養老服務結合來為客戶提供綜合的養老解決方案。